一、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最高决策层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关乎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繁荣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顶层设计”。“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一)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对外开放面临调整转向，经济发展处于换挡期、阵痛期、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社会改革和发展到了矛盾集聚、风险积压、需要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键期。
当前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就是“三期”叠加。所谓 “三期”，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方略，重新定位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常态平稳增长的“软着陆”，维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增长。这就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资源和市场，寻求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增长点。习近平亲自挂帅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总揽全局的顶层设计决策机构的成立，足以表明中央再举改革开放大旗、应对国内国际挑战的决心和勇气。从当年改革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积极应对、主动出击，体现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进步，决策者的魄力和勇气，也反映了问题之复杂，困难之巨大，挑战之严峻，任务之艰巨。
(二)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区域内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世界工业生产收缩，制造业处于下行期，原先具有全球产业竞争优势的工业化国家普遍出现了结构性失衡，新兴经济体加剧了全球工业竞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展速度有所下滑；世界资本流动减速，金融资产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一蹶不振，原先专注于资本输出的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使全球资本跨境流动大幅下挫，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市场动荡加剧，投资回报率普遍下降；经济增长的疲软严重拖累世界贸易的增长，世界贸易持续低迷，出口形势急剧恶化，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出口正在经历深度调整。
世界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和调整，呈现如下明显特征：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变化，过去几十年引领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发达经济体，受困于高额的政府债务、投资机会的缺乏、欧债危机的冲击、产业创新的缓慢、紧缩的货币环境、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因素，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已经发生动摇，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始终保持着较高增长率，逐渐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二是世界工业生产格局出现分化，发达经济体工业增长减速，部分产业空心化，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增长表现不俗，但作为工业增长引擎的制造业要想在全球工业生产格局中凸显领导力，仍尚待时日；三是世界资本流动格局发生逆转，原来的西方发达资本输出国大幅减少境外投资，加速全球资本的回流，恶化了发展中国家融资环境，偿还外债能力减弱，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加剧；四是世界贸易格局进一步分化，美国、欧盟、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商品出口增长较快，日本出口形势则急剧恶化，而在商品进口方面，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强劲，继续保持领先，美国和欧盟进口则持续乏力疲软。在此情形下，我国对外开放长期以来主要的对象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为主的格局，需要调整、转向，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周边的东盟、中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亟需通过合作活力激活发展动力。
(三)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原油进口来源和运输渠道比较集中和单一，这种原油进口格局与近年来南海局势的紧张，使得我国原油进口潜在的“马六甲之困”日益突出，能源安全形势加剧。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原油领域的竞争已经超过了纯商业的范围，甚至成了世界大国经济、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近年来美俄因乌克兰局势而交恶掀起的原油价格较量，就是最新的明证。研究表明，自1996年以来，中国原油进口量快速增长，原油进口依存度飙升，进口主要来源地却愈趋集中。据海关统计，2003年~2013年十年间，我国进口原油从9100万吨逐年增加，到2009年突破两亿吨大关，2013年达到2.82亿吨。原油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国家、非洲的苏丹等地，原油进口来源地区比较集中。原油进口量的80%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对外依存度高达58%，而据外媒报道，国家原油战略储备仅三天。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原油安全保障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今国际原油市场深受国际政治的影响，使原油进口国的原油供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原油进口的安全性受到很大挑战。尤其是我国原油进口过度依赖中东地区和马六甲海”，在中东局势动荡、美国插手南海的情况下，我国的能源安全受到严重挑战，潜在威胁加剧。开辟新的原油供应国或地区，开通新的安全输送管道，实现原油进口的多元化，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四)“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国际舆论尤其是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发展和崛起抱有疑虑、担忧甚至戒备、敌意。
西方社会的“中国威胁论”其来有自，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威廉二世就提出所谓的“黄祸论”。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也曾炒作过“红色威胁”。1950年麦克阿瑟就曾公开辱骂新中国是“共产主义黄祸”。中苏关系紧张时，苏联也兜售过“中国威胁论”。冷战后，“中国威胁论”又开始在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泛滥起来，迄今已经历了四波。第一波是1992-1993年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第二波1995-1996年，李登辉访美两岸关系紧张，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对峙。第三波在1998-1999年，亚洲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逆势崛起，经济影响力迅速扩大。第四波是进入21世纪后，内容扩大，如食品安全威胁论、环境威胁论、军事威胁论、粮食威胁论、经济威胁论、网络威胁论、地缘政治威胁论等。
对“中国威胁论”释疑解惑，不仅要加强宣传解释，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传播，播好中国声音，还要用实际行动昭示天下，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崛起不以损害别国的利益为代价，不构成对任何国家的威胁。
(五)中美战略博弈日益白热化，美国“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与中国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形成越来越激烈的对冲。
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推行所谓的“重返”亚洲再平衡策略，意图围堵中国的发展空间，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外交、军事、安全、经贸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新举措。如推行“巧实力”外交，强化“美日安保”，企图拉拢日、韩、菲、澳等国缔结“小北约”，打造环绕中国东部的“三条岛链”，构建从日本东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新月形”包围圈，明里暗里插手东海、南海问题，驻军澳大利亚、重返菲律宾，炒作海空一体战、离岸作战，在APEC之外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意欲继续主导亚太政经格局，遏制中国发展。
与此同时，凭借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就和累积的国家综合实力，新兴的复兴中的中国积极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机制，倡导成立了许多新的地区或国际组织。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多极化、倡导多边安全机制等前提下，新一届中国领导提出了亲诚惠容的睦邻政策，全新的亚洲安全观和亚洲梦，并首倡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同时，中国逐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国际对话渠道和合作机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G20、APEC等国际事务，参与协调地区事务如东盟10+3、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机制，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发起并主导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欧论坛、中东欧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10+1、亚信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中-南美、加勒比海国家、中-南太平洋岛国等对话平台；推行中孟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区等区域合作建设项目，倡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投资开发银行、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丝路建设基金；加快自贸区建设和谈判进程，倡导缔结“亚太自贸区（FTAAP）”……而能把这些新思想理念和对话合作机制落到实处又能统领全局的，恰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战略构想。无论是和平发展、繁荣进步还是睦领友好、开放包容这些理念，也无论是政治、外交、军事、安全还是经济、贸易、文化、科技这些领域，都可以在这“一带一路”战略中得到体现，落地生根，发挥实效。
在这一点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以开放包容原则加强“五通”的具体设想。第一，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第二，加强道路联通。上海合作组织正在协商交通便利化协定，尽快签署并落实这一文件，将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在此基础上，积极探讨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第三，加强贸易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第四，加强货币流通。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第五，加强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搞好上述领域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这“五通”从政策到民心，从道路到贸易，乃至货币，可谓虚实结合、重点突出，为“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方向，确立了机制，落实了内容。而贯穿并统领“五通”的，就是“丝路精神”，就是古代丝路各国共同创造的丝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战略堪称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妙招，“一子落而全盘活”的活棋，是理念价值与交流方式、合作机制、具体措施相结合的最佳载体。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刻内涵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立意高远、内容丰富，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至少包含经济、安全、人文三方面的内涵，这一战略构想的规划实施必将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团结稳定、对外科技人文交流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将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南部、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联系在一起，该区域覆盖40多个国家，总人口超过40亿，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从资源富集情况看，“一带一路”覆盖区域是全球最主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供应基地，区域内资源互补性强；从比较优势来看，“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多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禀赋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在农业、纺织、化工、能源、交通、通信、金融、科技等诸多领域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空间广阔。
(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经济内涵
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一带一路”的经济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一带一路”进一步巩固、扩大我国与中亚、东南亚以及更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互利合作，有利于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形成。我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由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江沿边开放、最后全面开放这样几个阶段，受地理区位条件制约，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水平明显较高，沿边地区特别是西部沿边地区在全国进出口总贸易额中的比重依然较小，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点和难点在中西部，“一带一路”国内段覆盖了我国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使广大中西部地区由原先的“内陆腹地”变成现在的“开放前沿”，为中西部地区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契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给我们的重要教训是，对外贸易主要依靠欧美发达国家、“一条腿走路”的风险很大，而现阶段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世界市场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而“一带一路”构想将我国巨大的产品制造能力与沿途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市场需求联系起来，扩大贸易往来、深化经济合作前景广阔。
从经济转型升级角度看，“一带一路”为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过剩产能化解提供了广阔的战略迂回空间。东部地区受到污染治理、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已是强弩之末，低端制造业向我国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的地区逐步转移已是大势所趋。“丝绸之路经济带”要连接中亚等广大亚洲腹地，基本要求就是“道路相通”，这也就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即将迎来交通基础设施的一次建设高潮，这对减少中西部地区物流成本、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东南亚地区劳动力丰富、出口导向型经济比较优势明显，是各国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部分已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我国东部地区转移过去，可以为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留出必要的发展空间，同时日、韩等较发达国家同场竞技也有利于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客观而言，产能“过剩”并不意味着产能“落后”，我国现阶段相对过剩的钢铁、水泥等产业可能正是中亚、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所在，因此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将我国的部分过剩产能转移到这些国家，既可以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看，“一带一路”将政策重心放在中西部地区，有利于增强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动力和对人才的吸引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一直凭借区位优势和经济极化效应在经济发展中独领风骚，国家虽然通过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等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扶持，但由于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备、人才人口吸引力较差、交通物流成本高等原因，各类人才、资源等要素“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目前“一带一路”规划中所涉及的14个省区市中有9个位于中西部，国家从基础设施、财政扶持、人才培养就业、对外开放等多方面予以更多扶持，有利于增强这些中西部省区市的发展潜力；同时这些省区市由“内陆”变“前沿”，通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加强交通物流通达能力、设立内陆港和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多种措施将经济潜力变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成果，不仅有利于实现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还能够增强中西部地区对人口人才聚集的吸引力，对新型城镇化三个“一亿人”的奋斗目标的实现大有裨益。
（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国家安全内涵
虽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主要立足点在于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并不涉及政治、安全等敏感领域，但从客观效果上看，“一带一路”对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打击三股势力、营造和平相处的国际环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角度看，“一带一路”有利于实现我国资源、能源进口渠道的多元化，同时也为保障海上资源能源运输线的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从粮食安全角度看，粮食全部自给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中亚地区地广人稀，农业发展条件非常优越，农产品特别是畜牧业产品比较优势明显，而东南亚地区是世界重要的水稻、热带水果出口地，“一带一路”为亚洲周边地区优质农产品进入我国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满足我国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食品需求、丰富普通百姓的餐桌。目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30％，能源安全业已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最核心部分，中亚、西亚地区是全球石油、天然气最富集地区，目前中哈石油、天然气管道为中哈两国的共同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我国深化与周边其他国家的能源合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海上丝绸之路”与我国目前的海上石油运输线在很大程度上重叠在一起，保持与沿途国家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对于保障我国海上能源运输线的安全意义重大。
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建设对三股势力的预防、打击标本兼治，为维护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奠定了坚实基础。边疆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就业岗位较少、生活有待改善，特别是一些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处于贫困失业状态，容易滋生不满情绪，使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得以趁虚而入。只有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一带一路”带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从而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根本上消除三股势力兴风作浪的社会土壤；“一带一路”建设在加强各国经济联系的同时，也将带动各民族、宗教间的沟通交流，从而增强彼此之间的理解、包容、融合，消除各民族、宗教间的各种隔阂和误解，从而消除三股势力产生的思想根源；三股势力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敌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任由三股势力恣意破坏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局面，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客观上需要沿途各国对恐怖主义等形成联合打压之势，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经济繁荣，这样就极大地压缩了三股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
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看，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注重平等协作、合作发展，这有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壮大的担忧和疑虑，为我国的和平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与某些国家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试图在军事力量退出后继续通过政治、经济、安全手段谋求地区主导权截然不同，我国明确表示，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不干涉他国内政事务、不谋求经济带发展主导权，更不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结盟对抗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地域和国别方面坚持开放原则，凡属于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范围的国家均可参与，甚至另外一些不属此列的友好邻国，只要有合作意向亦可参与进来；在合作机制上，我国不搞“拉帮结派”、建立任何新的双多边机制，倡导充分依托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10＋1）峰会、欧亚经济联盟等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合作平台推动“一带一路”规划建设。通过“一带一路”的典型示范作用，我们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中国自古至今都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发展壮大后的中国依然是维持国际和平、推动世界进步的中流砥柱。
（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人文内涵
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传递的不仅有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西域的苜蓿和葡萄、南亚和东南亚的奇珍异宝、欧洲的玻璃和雕塑，还有各地的音乐、绘画、舞蹈、宗教，以及甘英出使大秦、马可波罗访问元朝、郑和下西洋等中外交流创举，为当时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互通、人文沟通交流创造了条件。我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将“丝绸之路”延续千年的经济、文化、商贸友好交流传统继承下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含义，为各国间的人文交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扩大各国科技合作、密切人员往来，为中国及沿途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和智力支持。中亚地区拥有苏联时期航空航天、精密机械等方面丰富的科技文化遗产，时至今日某些技术装备仍位居世界先进行列，但中亚地区自身工业结构、市场需求等因素使这些技术装备长期处于尘封状态，而“一带一路”将东亚至欧洲的广大地区联系起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技术合作潜力必将使这些科技遗产重新焕发活力；欧洲城镇化建设经验、生态技术、精密制造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巨大，但目前欧洲先进技术、优秀人才进入中国还存在不少障碍，“一带一路”为中欧技术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的中间过渡地带；中东国家的节水农业、印度的信息产业等技术优势也比较明显，合作交流的潜力巨大。另外，随着“一带一路”经贸往来的频繁，各类高校、研究机构、企业间的学术交往、人才交流、技术合作等也将日益加强，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一带一路”为加强不同国家、民族、宗教间的人文交流和相互理解、消除彼此的隔阂与误解、增强尊重互信、共创人类文明繁荣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任何民族、宗教要想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要在保护、传承好自身独特文化的同时，积极吸取其他民族、宗教文化中的合理部分和优秀成果，“一带一路”沿途是世界上典型的多类型国家、多民族、多宗教聚集区域，古代“四大文明古国”诞生于此，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也发源于此并流传至世界各个角落，“一带一路”通过经贸合作带动人文交流，必将在各民族、宗教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对外交往总是充满征服和奴役、刀剑和鲜血不同，我国的文化传统始终坚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礼相待”等为人处事的基本道德原则，因而平等友好、互惠互利是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交往活动的主旋律，“一带一路”的构建必将使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大范围地走向世界，使之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样，成为增强各国尊重互信、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重要原则标准。
三、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意义
（一）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化，总体趋势仍对我有利。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5年，但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欧美等国虽然表现出阶段性复苏迹象，但总体仍未摆脱发展的困境，要完成金融整治，经济结构的调整，重拾增长之路，可能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已经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经济中心开始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目前，按照购买力平价指数计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0%。虽然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及诸多因素的影响，自去年下半年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有所回落，但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仍为6.3%，依然是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力量。
发达国家经济实力虽日渐衰落，但在短期内其主导和影响世界经济的能力仍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仍是控制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及全球治理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欧美日正在不断强化其在新一轮贸易规则中的话语权，美国推动的TPP和TTIP谈判，以高端开放为契机，企图掌控和影响下一轮国际贸易规则主导权，这些对我国都将构成新的挑战和威胁。国际间和大国间的竞争和矛盾日趋激烈，并不断产生新的变化，我们要有长期与之和平共处的理念，不断提高我国在应对国际市场方面的周旋能力。
国际经济的调整期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对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做出了全面部署。随着改革举措的陆续推出，改革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能及各种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将得到有效释放，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进一步上升。上海自贸区的试验将进一步提供我国实行高标准开放的有效经验，并将被不断复制，中国整体对外开放的进程会比我们想象得更快。但中国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东部沿海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但我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对东亚及东南亚沿海各国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关系，仍有拓展和巩固的空间，海上之路的合作仍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由于起步较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中国经济的全面振兴及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中西部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而向西开放通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有力促进内陆和沿边的对外开放，加快推进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进程，这也是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主要历史背景。
（二）“一路一带”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深受沿路、沿线各国的欢迎和赞同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基本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是通过发展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突破了理念上的禁锢。二是通过沿海14个城市的对外开放，扩大了开放的领域，形成了开放拉动的经济增长格局。三是延伸到长江沿线的开放，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开放局面。这种按梯度分层次的开放节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及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其基本驱动力是先开放合资、后扩大出口，通过对内深化改革激发增长活力。通过加入WTO，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拓展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空间，其结果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内需外需一起拉动，形成了我国经济30多年的高增长局面。今天，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吸收过去有效的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需要我们调整发展思路，以全新的理念推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
目前，中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都面临着新的突破。一方面是金融危机后，欧美市场需求明显减弱，中国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制约。另一方面则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结构性矛盾和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已形成了新的压力，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耿耿于怀，不断通过对贸易结构的调整及规则的重塑，试图从多方面限制中国的发展。为适应国际经济新格局的新变化，习近平主席提出“一路一带”的战略构想，不仅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同时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其意义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巩固中国同中亚和东南亚的合作基础。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理念是加强同中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国同中亚及东南亚各国历史上有着共同的发展经历，文化相通，合作基础坚固。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举措有利于通过共建“一路一带”丝绸之路形成对外开放新的增长点，所以关键是处理好中国与中亚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挥好上合组织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在推动诸边合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强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共同受益，打造好同西部邻邦及东南亚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2.逐步形成两个辐射作用。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为基础，可以逐步形成连接东欧、西亚和东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相关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可以巩固和发展我国同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同时可以逐步辐射到南亚和非洲等地区，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共建丝绸经济带的倡议之所以深受中亚各国的欢迎和赞同，因为在已有的上合组织框架下，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良好的基础。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振兴势必会形成对阿拉伯和东欧国家的辐射作用，其结果有利于新的欧亚商贸通道和经济发展带的形成。对中国来说，可以带动内陆沿边向西开放，相当于扩大西部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增强中国的影响力，可谓一举多得。
3.带动中西部加快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开放所到之处，经济即进入活跃发展阶段。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形成于2000年之后，同东部沿海相比起步较晚，必须加快对外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动内陆沿边开放的要求，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的重要内容，只要加快推动和落实，将进一步激活内陆和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结合我国周边外交的发展重点，通过开放实现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全面提升内陆和沿边开放性经济水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成为扩大中西部开放、打造中西部经济升级版的主引擎。
4.促进东部地区的转型升级和对外投资。东部地区经过30多年的率先对外开放，已形成了贸易驱动型的外向型增长模式。目前企业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和海外投资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加快同东南亚的互联互通，加快企业产品结构的升级至关重要。东部省份应寻求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新支点，加大经贸合作力度，以点带面，形成联动发展的新局面。
总之，“一带一路”继承和超越了古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商贸和人文交流之路，也是互尊互信和合作共赢之路。“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潮流，立足亚洲、造福亚洲，维护亚洲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自主决定对外政策的权利，致力于实现亚洲的合作安全与整体振兴。
“一带一路”不针对任何国家和任何战略，是经济和人文合作的倡议，原则上不涉及领土和海洋争议问题。共建“一带一路”，只会增加有关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战略互信，为化解矛盾创造良好的氛围。
“一带一路”是对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增长战略的积极贡献。大规模、多元化的互联互通方案，将深化沿线国家的相互依存，改进供给，创造需求，优化资金使用，提升沿线各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地位。
“一带一路”正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事业。只要沿线各国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共同的实践，不断完善合作内容，创新合作方式，“一带一路”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